莱阳路和莱阳路上的故事（上篇） -114搬家网

有人说，金口路是岛城老城区的“灵魂”，那么莱阳路就是岛城的“脸面”了。因为第一海水浴场、海底世界、水族馆、鲁迅公园、小青岛、海军博物馆、老二中（民国时期的莱阳路26号，现在是太平路2号）这些青岛标志性的景点、学校都在这条路上。文革前的国庆节游行，文革中“牛鬼蛇神”的游街示众，改革开放后的啤酒节花车巡游，这几年的青岛马拉松赛，莱阳路都是必经之路。

上世纪40年代的莱阳路

莱阳路历史悠久，明代就是一条浮山所通青岛口（现天后宫一带）的驿道，德占青岛后，将其中一段修为砂石路。早期德国总督每天从临时官邸（今福山支路）乘马车去临时总督府（总兵衙门，今人民会堂处）办公，就走这条路。

　　莱阳路是条东西路，东头自第一海水浴场始。海水浴场其实主要坐落在南海路上，但它的北门在莱阳路，而且它很长一段海岸线也在莱阳路上，所以写莱阳路的文章都把海水浴场当作了莱阳路的景点。

第一海水浴场始建于1901年，是德占青岛后专为外国人开辟的，最初名叫奥古斯特.维多利亚海水浴场。1914年开始对中国人开放，有官建、民建木制更衣室十数间,后来增加了几次，1953年增至500多间，设置了防鲨网、瞭望台，建起了救护队、卫生室。1983年，政府迁走浴场144户居民，拆除更衣室，重建海水浴场。重建后的新浴场，总建筑面积2.03万平方米，比原更衣室面积扩大一倍多。沙滩面积也由原来的1.18万平方米扩大到2.4万，每天可以接纳20万人次入浴。

我对第一海水浴场最早的记忆是五六岁时，跟着父亲到他的朋友的一间私人更衣室更衣洗海澡。那是一间木制更衣室，很小，连同外面的木栏杆也就五六个平方，应该是当时500多间更衣室中的一间吧。父亲的朋友我叫他徐大大，听父亲说我的名字“奕祚”就是他起的。徐大大的父亲是当年岛城有名的书法家徐礼达。那时在更衣室经常见到的是徐大大的两个儿子。

几十年后，在网上看到二中校友王青荣写的一篇记述参加一次沙龙的美篇，沙龙的地点是伏龙路6号，那是徐大大当年的私宅，沙龙的主人正是记忆中徐大大的儿子。于是托王青荣介绍去参加了一次，这才知道徐大大的儿子叫徐诚之，比我大两岁，中学毕业后去了青海建设兵团。因为老一辈的友谊，彼此倍感亲切，一见如故。我们谈起许多兵团共同的熟人，谈起当年的更衣室。徐诚之告诉我，文革开始的66年，“小木屋”被抢占，钉上了房产局更衣室的木牌，1979年说落实政策，竟然要只给十几元钱就“买”去产权！徐家没答应，而1983年一浴改造，这间更衣室已经与徐家毫无关系了。小木屋的命运让人唏嘘不已。

第一海水浴场与我的母校文登路小学仅一路之隔，于是沙滩就成了我们放学后摔跤、“扛拐”、“骑马打仗”的战场。那些奔跑、撕扯、呐喊、撒欢的“战斗”场景，至今历历在目。一到夏天，海里更是我们不忍离去的乐园。记忆最深的一件事，那时我们爱玩一种游戏，向水中扔一块石头，小伙伴们一个猛子扎到海底，谁摸到了便高高举起。那种兴奋、自豪，仿佛举起了冠军奖杯。有一次，我扔下一块石头，正巧砸到水中的陶澄头上，看到他满脸是血地站起来，我们都吓坏了。幸亏周围的大人让我们赶紧到浴场卫生室包扎了一下，才止住了血。从此我们再也没玩过这个游戏。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改革开放的春风吹开了国门，邓丽君“甜蜜蜜”的温柔歌声响遍了大江南北。一个名为“甜蜜蜜”的餐厅应运而生，开在了第一海水浴场更衣室后面，老板是我隔壁院的邻居夫妇。

上世纪四十年代的南海路音乐亭

餐厅建在更衣室后面空地一个废弃的平台上，平台花岗岩筑底，大约七八十平方。我老年大学的同学王家骥小时候在海水浴场住过，他听老人讲，解放前这个平台其实是供外国人海水浴后休息娱乐的“亭子”，亭子旁边有“佛罗里达酒吧”，在亭子上面可以喝咖啡、喝啤酒，下面是空的，当作舞厅，可以跳舞。王家骥跟小伙伴曾经进过下面，当时他们觉得“很高、很大”。解放后，酒吧拆了，亭子也拆了，平时孩子们在台上玩耍，大人们夏天在上面乘凉，冬天则晒“煤饼子”什么的，“物尽其用”。

餐厅老板将平台周边围起一圈一米半高的篷布，顶棚也是一块大篷布，遮挡雨水和阳光。潮湿的海风，轻柔的歌曲，啤酒泛着泡沫，美女穿梭其间，“甜蜜蜜餐厅”立刻蜚声岛城。躁动的少男少女，戴蛤蟆镜，穿喇叭裤，呼朋唤友，趋之若鹜。餐厅座无虚席，人满为患，其中不乏入住一街之隔的“王朝大酒店”中的外国友人。

火爆的经营引起了同行的嫉妒，一封“甜蜜蜜有外国人嫖娼”的举报信飞上岛城公安的案头。那可是邓小平刚发出“严打”指示两个月后的1983年9月，公安便衣立刻监视起餐厅和老板住处。一天，在老板家附近蹲守的便衣发现他家出现外国人的身影，迅速登门封堵。结果搜出大量港澳黄色杂志和拍摄洗印的裸女照片，老板被市中院判刑入狱一年。如同海中的浪花拍到沙滩上，瞬间无影无踪一样，“甜蜜蜜餐厅”营业不到半年便销声匿迹，仅成岛城百姓茶余饭后的谈资。

莱阳路1号院内是海底世界的科技馆和办公楼，宽大气派的大门迎接着来自五湖四海的游客，大门左侧“国家4A级景区”的大幅宣传画彰显着自己的骄傲。一进大门，“认识海洋从这里开始”的巨幅广告，挑动着人们探索海洋奥秘的欲望。

我上学时没想着见过1号，只知道3号5号。问过几个住在莱阳路的同学，他们也都记不得1号在哪里。一位在金口路房管所工作多年的退休职工，肯定地对我说“原来管莱阳路的时候就没有个1号，后来归经营公司管就不知道了。”一条路怎么会没有1号呢？在金口一路住了几十年的薛祥立大哥告诉我，原来莱阳路1号就是鱼山路2号！解放前曾是海关宿舍，莱阳路上的门挂着1号的门牌。像电影里的庄园大铁门一样，在高台上，要经过一段石阶上去，很气派。我向在鱼山路2号住过的同学打听，她告诉我，解放后鱼山路2号成为军产，莱阳路1号的大门改成鱼山路2号的“后门”，上世纪60年代中期被封堵起来。80年代后期，水族馆向市里提出，青岛解放时，军管会把这个院分给了水族馆，只是当时水族馆没用才又给了部队。现在水族馆要建海底世界，要把这块地要回去。部队当然不同意，双方打起了官司，最后经市里有关部门协调，鱼山路2号院内的两栋楼拆掉一栋，盖起了海底世界的科技馆和办公楼，并修建了一个停车场。2号的“后门”打开、扩建，成了海底世界的“正门”，堂而皇之地又挂上了“莱阳路1号”的门牌。

　　莱阳路2号是青岛海底世界的主体“海底隧道”。我们小时候，这里是海产博物馆，专门陈列海洋动物“死”的标本，印象深的是一间展厅中只有一个展台，上面躺着那个长14米，重22吨的大家伙—抹香鲸。

与博物馆隔着一个小海湾的4号是水族馆，这里各式各样的“活”鱼游弋在大大小小、形态各异的玻璃水缸内。一楼大厅里有个水池，一只不知多少年的大海龟几乎占满整个池子，伸出头就要碰到池壁，只好始终抬着头。水族馆大门两侧立柱上的“青岛水族馆”题字，是我小学同学唐乐永父亲海洋学家唐世凤1935年受青岛市长沈鸿烈的请托，向时任北大校长的蔡元培求得的。

水族馆建成后，隶属青岛观象台，观象台首任台长蒋炳然兼任水族馆馆长。抗战胜利后，观象台第二任台长王彬华也兼任水族馆馆长。在他任职期间，有关部门要把水族馆改建成海洋生物研究基地，他坚决不同意，据理力争：水族馆的建馆宗旨就是要建成一个让广大市民参观游览的休闲地，普及海洋知识的大课堂，怎么能改成供少数人使用的专利场？“官司”打到时任青岛市长的李先良那里，李先良支持了王彬华，这才保留下了这座“为人民服务”的旅游圣地。

2003年海底世界整合了博物馆、水族馆的资源，投资2.2亿建成开业，立刻成为外地游客来岛城的必游之地。说来惭愧，海底世界开业十八年，我一次也没去过，有机会还是应该去看看。

莱阳路单号一侧，有10个胡同与金口一路相通。1号墙外的第一个胡同直通金口路“后山”，翻过山经过鱼山支路，就是鱼山路5号海大一校门。

3号的院门在这个胡同里，门左侧挂了市、区两级政府颁发的铭牌“早稻本善德宅第旧址”，右侧一块斑驳的水泥墙上“中国外汇交易中心青岛分中心”已经看不清了。我信步推门进去，里面正在施工。我准备照几张照片，被一位女士阻止。我问她：“这里还是门外那个单位吗？”她说：“早不是了，前两年是荣韶宾馆、海滨公寓”，我又问：“现在准备干什么？”她避而不答，只是说：“这个院跟隔壁5号相通，改造完可能可以拍照。”我只好退出。

“青岛历史建筑”介绍3号“建于1931年，中国建筑师王海澜设计，原业主为早稻本善德，后转与华商殷声桐。”许多介绍3号的文章也说这是富商“殷声桐”的私宅，其实应该是“殷桐声”。殷同，字桐声，江苏江阴人，早年留学日本。曾任汪精卫国民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华北政务委员会常委兼建设总署督办、新民会副会长，1942年病逝。

岛城文史专家鲁海在《老街故事》中说3号“为林耕宇私宅，湛山寺部分建筑由他捐款建成。”湛山寺首任主持倓虚法师在《影尘回忆录》中介绍湛山寺修建过程说到，林耕宇为台湾籍居士，1937年4月湛山寺大殿落成，他捐赠十六尊者画像，并在悬挂开光那天请法师上堂说法。1944、45年又捐款几十万建山门、砌台阶、油后殿。

而我上网查得，林耕宇在1937年7月“七七事变”中，作为冀察政务委员会外交委员会专员，参加了与日本人的谈判；1939年4月被伪青岛特别市公署与几个日本人一起聘为8名市政协委员之一；1940年汪伪“外交部”任命其为“中华民国驻满通商代表”；1945年青岛市长李先良聘其出任青岛市临时外事组主任。这两个“林耕宇”应该不是一个人吧？

解放前国民党青岛市党部主任兼副市长葛覃也住过3号。某日，市长李先良派人深夜翻墙进入3号捉人，被葛覃保镖发现，双方短兵相接各有伤亡，李先良部下拖着同伴尸体仓皇出逃。第二天岛城媒体铺天盖地爆料，成为轰动一时的政治丑闻。解放前夕，葛覃因发表反蒋宣言被国民党通缉，不得不逃亡日本，1958年客死他乡。

解放初期，青岛市委书记、市长赖可可曾在3号住过。赖可可是个传奇人物，解放前用乞丐身份作掩护，在青岛从事地下工作。1949年6月他参加了青岛的解放和接管。上世纪五十年代，3号还住过苏联专家，薛大哥经常看到3号门口有车接车送他们，不知是工作还是度假？

上世纪二十年代末，掖县商人宁文元请建筑工程师王海澜设计，在莱阳路5号地块申请盖楼。获批后，开山劈石，1929年先盖东西两趟平房、汽车屋和围墙，1931年盖起主楼。

历经近百年风雨，主楼几经易手，风韵犹存；院落数度改造，却面目全非：与3号间围墙拆了，通成一院；两趟平房，荡然无存；院中梨树、丁香、黄杨树，一棵不剩；主楼前两株硕大的紫藤变成两棵低矮的松树。最近我从那里路过，看到3号、5号又在大兴土木，不知又要改造成什么样？

5号宁家开始租给一位英国人开旅馆，日占时期曾作伪满洲国驻青领事馆。抗战胜利后，这里是青岛警备司令官丁治磐官邸。

解放后，宁家住一楼一间屋，其余被山东大学整体租下，分租给教授们。最早是山东大学医学院院长、一级教授、著名药理学家徐佐夏住在一楼。

徐佐夏（1893-1971）山东广饶人。早年留学德国，获药理学博士学位。1939年回国后被国民政府教育部聘为国立西北医学院首任院长。1951年徐佐夏由江苏医学院调来青岛，立刻被任命为山东大学医学院院长。为留住他，山东大学推荐他为市人大代表，并派人开着吉普车拉着他在青岛选房子。他看中了莱阳路5号，学校用月租金22袋面粉（当时每袋面粉44斤，每斤约0.18元）的高价租下了整座楼。

抗战时期徐佐夏教授（前排右二）一家

徐佐夏是建国后国家评选的第一批51名一级教授之一。有人开玩笑说他的工资比毛主席都高，因为毛主席虽然是一级工资500元，但因国家困难他只拿300元，而徐佐夏工资加其他收入每月400多元。徐佐夏在医学界有两件事赫赫有名，一是他担任过与西南联大齐名的西北联大医学院院长，一是他创办青岛医学院。他主持研发“人工口服避孕药”科研项目，在病重期间仍念念不忘，神智一清醒就询问进展情况。他研发的药物为青岛医学院赚了钱，学校买了两辆奔驰车，但他自己不坐，每天仍步行去上班，奔驰只好跟在后面，成为岛城一景。

5号二楼住过山大医学院病理学教授金泽忠。后来山大生物系教授钟兴正、邹源琳，海洋系教授唐世凤、生物系教授王敏夫妇也在这里住过。物理系教授王普房子装修好了却没有住进去。

我小学同学徐兆强的姐姐一家五口1956年至1960年曾住在东平房，姐夫方绍慈是山东大学医学院副教授，姐姐徐兆兰在医学院教材设备部工作。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5号被市交际处买去，先后改作第五招待所、荣韶宾馆、海滨公寓。曾住过张云逸、舒同、谭启龙、陈荒煤、臧克家等省部级领导和文化名人。国家体委主任伍绍祖的父亲伍云甫（卫生部副部长）、母亲熊天荆（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也来这里住过多次。文革初期，住在莱阳路上的同学曾在5号院里看到大字报上写着，因为这里背山面海，冬暖夏凉，白如冰便将此处占为自己的避暑行宫，只是夏天来住一阵，其他时间都闲着。

我的小学同学唐乐永小时候在5号住过。1958年秋天，他上小学三年级，有一天傍晚，他在家里玩父亲的望远镜，看到有几个孩子，爬上拴在鲁迅公园小石桥上的一个小木筏，用一根长杆将木筏撑了出去。天色越来越暗，风越刮越大，木筏越飘越远，很快就看不清了。用望远镜可以看到木筏上的孩子脱下衣服，用力挥舞，大声呼叫，应该是在喊救命。这时唐乐永感到“大事不好”，立刻跑到文登路派出所报警。当时所里值班的刘所长开始还不相信，唐乐永拉着他到海边用望远镜一看，刘所长意识到这不是“谎报军情”，马上联系了南海路上的省航海俱乐部，省航迅疾派出一艘六人舢板前往出事地点。后来的事情唐乐永就不知道了。

巧合的是，许多年以后刘所长的儿子成了唐乐永的徒弟，刘所长通过儿子又见到了唐乐永。他才听说，那只木筏是省航运动员平时训练时休息用的，那天舢板很快就把木筏拖回了俱乐部。后来出事的几个孩子家长到派出所表示感谢，刘所长却找不到当时“报案”的孩子了，至此这件事成为了一段佳话。

　　7号进院门是一条不短的通道，两边各三栋独立平房，都是花岗岩筑基，红瓦斜坡屋顶，看样像是日式建筑。这里曾经是中国银行高管宿舍，每栋住一户。每栋进门一间宽敞的大厅，四周是卧室、起居室、会客室、厨房、卫生间，还有一间佣人住处。那天我进院看到，大厅被间隔成数间小屋，房前横七竖八地晾晒着衣服床单，几个妇女在高声交谈，听口音像周边市区的新市民。有文章说这里曾是芬兰驻青领事馆旧址，现在倒像是杂乱的出租房。

曾经在金口路办事处分管文体活动的赵传敏在7号住过。文革期间，大部分中学毕业生下乡支边，剩下的既无学可上，又无业可就，整天无所事事，苦闷彷徨又无奈。办事处从中召集了一批有文体特长的学生，组建起一支文艺宣传队，一支篮球队，由赵负责带领这两支队伍，经常外出演出和比赛。后来有宣传队、篮球队经历的学生多了一条就业“门路”，比其他学生早就业。我妹妹当年在宣传队拉小提琴，她和宣传队几个邻居、同学被市纺织品批发站招入。篮球队也有不少人提前就业，唐乐永就业于北海船厂，还有一木女篮三位主力、第四仪器厂、商业车队、黄海制药厂、汽车制配厂等，还有参军入伍的，得益的大概有十几人。他们对赵很感激，至今还记得他，唐乐永多年来逢年过节还去看望“赵领队”。赵传敏年轻时喜爱美术，是《青岛日报》美术版通讯员，他在市南群艺馆的剪纸也小有名气。老赵退休后迷上画画，他专画海滨风光，已经很有些造诣了。

9号从外面路过几次，总是黑漆大铁门紧闭，给人有些神秘的感觉。我小学、初中同级不同班的校友张盛思住在这里。记得张盛思足球踢得很好，初中毕业后就业在青岛轻工机修厂。奇怪的是他的模样完全想不起来了，反而他哥哥、高我们两级的张荣思却一直记得很清楚。一个春风拂面的上午，张荣思约我到他9号的家中做客，我终于一睹9号真容。

进得门来，院子整洁干净，没有一处违建房。一棵几十年树龄的泡桐，盘虬卧龙，粗壮的树干一人抱不过来。一方鱼池有水无鱼，墙边几畦韭菜绿油油的，生机盎然。两层楼房，一层半地下室窗户在地面上。

青岛安泰染厂广告画

这座楼是张荣思的父亲、当年安泰染厂厂主黄县人张志远，1947年从一个官僚资本家手中买下的，资本家卖房后去了香港。文革中，张荣思家被赶出十年之久，改革开放后，落实政策才又搬了回来。如今整座楼是张家后人居住。

张荣思是二中六六届老高三，毕业时正赶上文革，没能上大学。开始分配在市南商业，后又重新分配到街道服务站，先在网兜组，后调到电器元件厂。二中高中生，又年轻，很快他便在厂里脱颖而出，被任命为厂长。干了几年，他实在不愿整天与婆婆妈妈的老头老太太为伍，正好有个朋友问他愿不愿意到市统计局的城调队搞家计调查，他痛快地答应了，借调了过去。可因为集体所有制的身份，几年过去了，他始终无法正式调入。当时市南区正在筹建城建开发公司，他便调了过去，最后从那里退休。如今，张荣思每周回一次9号，侍弄花草，打扫卫生，宁静休闲，悠然自得。

9号甲是文革中北舰部队利用9号前院空地盖起来的，听说因没有土地证，所以至今住户办不了房产证。

11号进门是几段陡峭的石头楼梯，楼梯一旁有几幢楼房。石台阶顶头有一个小门，出门是一条狭窄的小胡同。我在莱阳路上和11号旁边的胡同里寻找过几次13号，始终没找到。问在15号居住过的同学，他竟然也不知13号在哪里。那天我终于找到，原来13号就是11号的“后门”，小小的院门外没挂门牌，只有用红油漆写的淡淡的“13号”，不知是市政部门疏忽了还是别的什么原因。

有网友说11号甲的建筑是两栋一模一样的姊妹楼，可现在这些楼的房前屋后都进行了改造，几乎看不出本来面目了。我在莱阳路上的同学提起11号甲都说是“老迟家”，现在院里开了一家叫“迟客”的民宿，想来是老迟开的了。我进去看了一下，很干净，没见到客人。

　　15号的房东是文登路小学教高年级的艾老师家，她的家人都在香港，只有她夫妇和一双子女住在这里。艾老师年轻时很漂亮，圆脸，两条长长的大辫子，高高的个子，爱穿列宁装、布拉吉。大概是上三年级时，有一天班主任王佑明老师让我去给她送一封信，我在门外敲了敲门，叫了声：“艾老师，王老师让我给你送封信”。艾老师好像刚起床，还没洗漱，她开门出来看了信，和蔼地对我说：“回去跟王老师说我知道了”，临走时给了我一块糖作为奖励。因为完成了老师交给我的任务，我兴冲冲地回了学校，嘴里甜丝丝的，心里甜蜜蜜的。

艾老师的丈夫安文山老师是岛城名人、二中的骄傲。他培养出两届国际数学奥林匹克金牌得主，是对他全身心备战奥数的回报。他没白没黑，没有公休日、节假日，大年初一，他闭门谢客，独自躲在房间攻克难题。他的家里，椅子上、桌子上、地上、床上，全是一摞摞数学书。在各种辅导班动辄收取成千上万辅导费的当下，安老师的清贫、廉洁征服了所有人。曾经有一对外校学生家长，慕名将孩子送到安老师门下，两次送礼，两次被拒，安老师说：“我看中的是孩子的数学天赋，不是金钱。”家长不安心，又一次送礼，安老师对他们说：“我理解你们的心情，如果你们非得要送，那就到门口给我买个烤地瓜吧。”一个朴实无华的要求，感动得两位本来就家境不富裕的家长热泪盈眶。安老师的艰苦朴素全校有名，他平时总穿一身蓝色衣裤，戴一顶赵本山式的蓝帽子，如果哪天穿一件新衣服进教室，全班同学都会哄堂大笑，他也会不好意思地露出腼腆的笑容。如今，在二中三尺讲台耕耘四十载的安文山花岗岩石像，坐落在学校人工湖畔，与师生们长相厮守；安文山精神，鼓舞着二中师生攀登一个又一个科学高峰。

艾老师、安老师夫妇去世后，据说他们的后人为房子闹得不可开交，至今15号的大门紧锁，里面无人居住。

23号跟7号一样，也是进门一条甬道，两边各三栋平房。花岗岩筑基，红色斜屋顶掩映在绿树中。这是当年日本人盖的别墅，1946年祖籍济南长清的王鸿仁作为国民政府的接收大员自重庆来到青岛，住进了日伪敌产23号。不久，他的弟弟王鸿智也自重庆来到23号，并被委任为青岛市市立医院的首任院长，王鸿仁的儿子王忻民49年竞选成为国大代表。1949年解放前夕，国民党太平舰给王家预留了舱位和车辆，可随时撤往台湾。但这时王鸿仁收到已是解放军司令员的侄子王建安的信，劝他留下来建设新中国，这样王家就没去台湾。政府安排王鸿仁去河南省政府做秘书长，他没去，后任省、市政协委员。王忻民这位国大代表历尽坎坷，解放后多数时间在坐牢，文革后平反安排为青岛市政协委员，出版过一本书《香港归来40年》。王家50年搬离23号，23号划归了中科院海洋所。

现在的莱阳路上大大小小的民宿散落在居民院中，23号也有这样几处，“洋房”、“家宅”、“小筑”，院子里晒着床单，看来还有生意。

23号有一个小门和25号相通，那天我从23号穿过两院间的小门，溜达到25号。25号院子不小，独栋三层楼，花岗岩筑基，斜坡红瓦顶。墙下一张矮桌旁坐着两位六七十岁的老者在喝茶。看到我四处张望，其中一位问我：“找谁？”我说：“不找谁，找故事”，我跟他们讲准备写写莱阳路，正在搜集素材。“这院里有个‘站街女’，算不算故事？”一位老者笑眯眯地问我。“当然算了，你给讲讲”。“有个三四十岁的女的，南方人，租住在后院违章房里，每天昼伏夜出，还不断地换‘男朋友’。”另一位接着说：“其实大家都知道她是干什么的，有邻居看到她在街上拉客。不过现在的人都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没人管，没人举报，她在这里住了七八年，前两年搬走了。”“性工作者”的“工作室”设在岛城“脸面”莱阳路上，这可真是奇闻，对岛城岂不是个莫大的讽刺？也没法打听“细节”（他们也不能知道），我边感慨，边向两位老人谢别。

25号其实很有故事。这里解放前是一家私人医院，名叫“海滨医院”，创办者是留学日本的医学博士陈志藻和同为留日医学博士的王斐先。

陈志藻（1902-1993）山东黄县人。赴日留学回国后，历任青岛任斯谊药厂厂长、寿康医院院长、博济医院院长。1945年日本投降后，青岛市政府派教育局长孟云桥和时任博济医院院长的陈志藻接管了日本人管理的同仁会青岛诊疗班，指定王斐先为负责人。1946年，南京国民政府将该诊疗班移交山东大学，命名为“国立山东大学附属医院”，既“山大医院”，王斐先实际是山大医院的首任院长。我们上小学时，每到清明节都要为烈士费筱芝扫墓。费筱芝牺牲后，就是王斐先院长为她做的解剖，坐实了杀害她的国民党军警的罪行，最终将凶手送上法庭。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海滨医院”更名为“公安医院”，招收市面上收容的精神病人，陈志藻仍为院长，后调青岛市卫生局任局长，他59年至88年任过四届市政协副主席。1958年，王斐先根据青岛市政府的安排，率医护人员又创建了青岛市精神病院。医院搬走后，25号被海洋所租下，成为职工宿舍。